成都为何被展现为某种形态，成为现在人们印象中的“休闲”“安逸”“好吃”“好看”？《成都形象：表述与变迁》作者邱硕感言，成都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形象变迁，是一本书远远无法承载的内容。
　　围绕民众感知最深刻的两种形象——广为流传的休闲风俗、赏心悦目的美女形象，邱硕分享了研究中截取的两个“小片段”。

卓文君与薛涛影响成都的“美女形象”

　　卓文君因司马相如而出名，但司马相如却是靠与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在民间闻名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是关于卓文君最原始的文献，记叙了司马相如临邛琴挑卓文君、私奔成都、临邛酤酒当垆、归成都为富人的故事。后世在此文献基础上不断增加附会之说，卓文君形象也不断丰满。
　　薛涛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女诗人，在成都成长、成年、终老。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人格独立、经济自立的女诗人。她的诗才、与众多男诗人的平等交往、与元稹的爱情故事以及所制的薛涛笺，是她闻名天下并且深入成都地方文化的核心原因。
　　蜀地才女卓文君和薛涛对成都形象的几点影响在于：其一，成都女子才情卓绝，姿容美丽，人格独立；其二，成都是一个不保守的、具有爱情氛围的城市，能够孕育坚韧的、长久的爱情；其三，成都工商业的大宗如酒业、织锦业、造纸业都与女子有关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是与卓文君、薛涛一样美丽、聪慧、勤劳的女子；其四，与卓文君、薛涛有关的成都风物浸染了女性风味，在成都的文化发展史中有很大影响。

古人对“休闲成都”的又恨又爱

　　如今大多数人称道的成都休闲之风，在历史上却多被“溺于逸乐”“尚奢”“尚侈”等贬义词来形容。譬如东汉前期，巴蜀人因为物产丰富，无需苦作，轻易地耗费天赐物产，不合儒家消费观。由于担心成都风俗摧毁人的意志和上进心，自古很多士人劝诫人们“当心成都俗”或“莫作锦城游”。
　　看起来，精英们在“理”上，认为成都风俗该批判、该改变；但在“情”上，又不由自主地欣赏、羡慕、赞叹成都风俗，甚至恋恋不舍。
　　汉代扬雄《蜀都赋》和晋代左思《蜀都赋》都在一种赞颂蜀都的基调中极力铺陈嘉会、宴饮、冶游这些风俗活动，晋代张载《登成都白菟楼诗》“人生苟安乐，兹土聊可娱”更直接表达出对成都风俗的歆羡。他们的体物赋情开启了文学史上对成都游乐风俗浓墨重彩的描摹、颂扬。李商隐的“美酒成都堪送老，当垆仍是卓文君”，陆游的“芼羹笋似稽山美，斫脍鱼如笠泽肥”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”，呈现出爱美味、喜游赏的成都风俗。连从未到过成都的柳永，也在词中想象:“地胜异，锦里风流，蚕市繁华，簇簇歌台舞榭。雅俗多游赏，轻裘俊，靓妆艳冶”。
　　杜甫一生的诗歌充满了沧桑忧患，唯独在成都避难期间的诗篇是别具一格的轻逸平和，成都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生涯的巅峰。杜甫在安史之乱的浩劫中辗转到成都，刚到时，成都的自然风光和“喧然名都会，吹箫间笙簧”的市声和乐声就给他伤乱的心灵带来巨大安慰。后来，他又带着喜悦的心情描写这种浓厚的音乐之风：“锦城丝管日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”杜甫在草堂过上了成都人典型的悠游生活：他边喝酒边享受锦江鲜美的河鱼，“蜀酒浓无敌，江鱼美可求”；与邻居喝酒交游，“邻里喜我归，沽酒携胡芦”；与朋友欢聚宴饮，“竹里行厨洗玉盘，花边立马簇金鞍”；在黄四娘家赏花，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。